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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德治思想对国家治理的启示

来源:辽宁法制报 | 作者:记者 杨清林 | 发布时间: 2017-05-12 09:23
  《礼记·檀弓下》记载的“苛政猛于虎”广为流传。
  孔子和弟子路过泰山时,遇到一名身世凄惨的妇女,当地虎患严重,可就是因为有苛刻的暴政,所以她和亲人宁愿一直住在这里,以至于后来竟有多人被老虎咬死,只剩下她一人对着坟墓哭泣。孔子喟叹“苛政猛于虎”,统治者的暴政比吃人的老虎更加可怕!
  孔子所处的东周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孔子在他所生长的社会条件所能达到的水平上,终生倡导以仁政德治为根本,以体现仁道的小康、大同为政治理想,崇尚文德,贬抑暴力,设计了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以德治国”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孔子并不神秘
 
  其实孔子一生活得并不滋润。
  孔子博学好礼,关心政治,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臂力过人,酒量超凡。他关注天下大事,积极求仕,但是没有发挥才干的机会。当时鲁国国君大权旁落,鲁桓公的三个孙子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号称“三桓”,实际掌握鲁国政权,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国君和三桓之间矛盾很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很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结果被三桓联合打败,鲁昭公不得已逃到齐国。齐景公出兵攻占鲁国的郓城,安置鲁昭公。36岁的孔子也到了齐国,齐景公请教如何治国理政,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赏识他的才能,想委以重任,遭到方方面面的阻挠,甚而有人想害死他。孔子只好回到鲁国,聚徒讲学。
  齐国没有帮助鲁昭公夺取政权,鲁昭公又逃到晋国,也没得到支持,最后客死异乡。季孙氏立鲁昭公的弟弟为君,就是鲁定公。三桓之一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作乱,专权鲁政,还想杀尽三桓,鲁定公在晋国帮助下,赶走阳虎,夺回政权。孔子有机会被委任为中都宰,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后又升任大司寇、代理国相。孔子执政时,将扰乱政事的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因而名动一时。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齐国和鲁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文功武备”,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利用弟子仲由担任季孙氏宰的机会,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就是毁掉三桓私邑之城,即季孙氏之费、叔孙氏之郈、孟孙氏之成。希望能够削减三桓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季孙氏之费,然而围攻孟孙氏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备感威胁,定下诡计,赠送鲁定公美女良马,从而让鲁国国君沉溺酒色。于是孔子与鲁公、季桓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产生分歧,以此挤走道德至圣的孔子。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国君的礼遇,但由于孔子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急功近利的“霸道”不相符合,历经十四载不得重用。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任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终年73岁。
 
  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中记录孔子对周公的圣赞,周公明明德治世,得民心,以至善追求其心,何其伟大。
  孔子提出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是在西周“敬德保民”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中得来的。“敬德保民”思想在西周初已十分强调,周初的统治者总结商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商纣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敬天爱民,他们用“有德”和“失德”来解释自己获得“天命”、殷人失去“天命”的原因。但后来统治者失德违礼的现象日趋严重。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子杀父、臣杀君、兄弟相残、权臣僭越,加之国人暴动、列国兼并、夷狄交侵,礼制的大厦摇摇欲坠。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礼为形式的完整的道德规范,把修身和治国统一起来,提出了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
  他希望社会按照以仁为内容、礼为形式的轨道运行。孔子坚持开明的贵族政治,一方面极力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特权,另一方面又照顾到人民的利益。他要改变社会现状,但不愿去进行周武王那样的革命,而是希望统治阶级“为政以德”和对被统治者“道之以德”来统治国家。这就是要求以德治国,这是孔子仁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特征。
  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国家一切官吏都必须是“有道德”的人;统治者对“道德”必须身体力行;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强调充分运用道德激励和道德感化的方法。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认为,统治者以道德治国,民众就会像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地拱卫他们。孔子在春秋这个暴政、苛政时代呼吁要以仁德治国。孔子认为,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归根到底是道德问题。人们心中丧失了道德观念,行动上就必然越出礼的堤防,从而造成天下大乱。为解决这些问题,孔子通过“上说”和“下教”结合,授仁入礼,宣传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
  鲁国的执政季康子向孔子求教从政治国之道,孔子回答得十分精彩:“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意即“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端正了,谁还敢不端正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即当权者本身品行端正,即使不下命令,百姓也会执行;当权者本身行为不正,即使下命令,百姓也不会服从。“苟其正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即假使让自己的品行端正了,那么处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假使不能让自己的品行端正,那又怎能使别人品行端正呢?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统治阶级的“上说”。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只有克制生活上的侈靡、政治上的僭越,才能恢复到礼乐有序、天下有道的局面。克己复礼主要是对统治者说的,要求其提高遵周礼、行仁政的道德自觉性。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主张德治,也强调法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孔子对庶民阶层的“下教”。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会知道羞耻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孔子特别强调实行德治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认为只要长期坚持德教为先,明德慎罚,定能改变社会风气,减少各种犯罪及民事纠纷,从而实现“以德去刑”“以德息讼”。孔子对此深信不疑,很有决心,曾说过:“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服残去杀矣。”又说:“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后人尊崇孔子就是“以德去刑”“以德息讼”的典型。传说鲁国的人听说孔子将任大司寇,所有坏人都感到畏惧,不敢继续干坏事了,有的干脆逃到别的国家去了。这就是德治的效果。
  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
  《左传·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孔子特别反感,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把“德”“礼”与“政”“刑”明确地对立起来,会导致两种结果:只强调政、刑,单纯地把庶民置于残暴奴役之下,必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而强调“德”“礼”,承认庶民也和贵族一样,是能够“知耻”的人,只要统治者以自身的德行去“示范”,被统治者就会像草随风似的跟上来。而“齐之以礼”则是使庶民产生羞耻之心的条件,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做法,把原来作为贵族专利品的“礼”推广到群众之中,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礼的规范之中,以道德礼仪上的平等,冲淡和掩饰阶级地位上的不平等。从“民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也就是使被统治者从单纯“不敢”违礼犯上,到不愿违礼犯上,变强制性的约束为内在的心理自觉,这当然是十分高明的统治办法。
  这是孔子在治国治民方面的一个大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