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八)
大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战火烽烟中建立起来的，初时经济凋敝，满目疮痍。新政权尚未稳固，各地诸侯王都拥兵自立，很可能蓄意叛乱，农民的反抗斗争还在继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北方匈奴实力强大经常入寇，破坏边境的安宁。经历多年战乱，土地荒芜，饥民遍野。贵为天子的刘邦，想找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驾车都办不到。
汉初人心思定、思治、思安。大秦王朝苛政酷刑猛如虎狼，人民对之深恶痛绝，普遍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汉初统治者也慑于农民起义的威胁，担心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因此采取不同于法家思想、较为缓和的治国理政策略。
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政治理论很好地契合了西汉初年的社会政治现实。
“无为而治”医治战争创伤
黄老之学源于老子所创始的道家。战国时期，齐国经桓公、威王、宣王三世君主的倡导，在其国都临淄稷门附近广设学宫，招揽天下游说之士，一时成为荟萃道、法、儒、名、兵、阴阳诸家的学术中心，黄老之学便是起源于稷下的一个学派。老，即老子，黄即传说中的黄帝，“黄老”之名虽是伪托，黄老思想却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一种颇为重要的政治思想。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希望停止无休止的战乱回归安宁，黄老学说崇尚清静无为，其治国的思想主旨为“无为而治”，即在顺其自然中，达到调和政治、复兴经济的目的。“无为”是老子的主张，至战国时期，经诸子百家的争鸣，“无为而治”，思想逐渐成为一种思潮。到汉初，黄老之学已不是一种简单学说，而是吸收儒、阴阳、墨、名、法诸家思想长处而创立的新学说体系。
刘邦是个善纳谏的开国君主。他得天下靠萧何、张良、陈平、曹参等人大力协助。秦王朝严刑峻法导致迅速覆灭，新政权不能沿袭亡秦旧路，以何种学说作为西汉政权的统治思想，刘邦君臣很费思量。
起初汉王朝则采取开放的政策，“求亡书于天下”，礼聘秦博士和邹鲁儒生等学者，以探讨一种适合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思想理论。不过汉初统治阶级大多都不好儒，张良信奉道家，陈平、曹参也都崇尚黄老之学，即便是萧何在天下平定后也趋向“清静无为”。
于是西汉统治阶级摒弃秦王朝法家思想，不用儒学，就将黄老之学定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因为黄老思想发展至汉初已经相当成熟，特别是经过改造的“无为而治”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适应了汉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
曹参践行黄老思想
在汉初即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经历惠帝、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即位初年的7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历代统治者都始终坚定不移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奉行着黄老之学“无为”的治国理念。特别是在文帝、景帝时期实现了社会的繁荣，出现了“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时期大一统局面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为之治”，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无为之治”，就是对人民的生产生活尽可能少地干预，使之休养生息。汉朝开国功臣曹参较早践行黄老学说。
当初秦国灭掉齐国，齐都临淄被降为齐郡的一个组成部分，稷下学宫自然也人去楼空，但黄老之学在临淄东南数百里的高密依然传播。《史记·乐毅列传》有明确记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学习《黄帝》《老子》，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刘邦派曹参担任齐国相国佐助齐王刘肥，孝惠帝改命曹参为齐国丞相。天下初定，齐王还很年轻，曹参把临淄耆宿、儒生都召来，询问安抚百姓的办法，众说纷纭。曹参听说胶西有位盖公，精研黄老学说，就派人带着厚礼把他请来。
盖公被请到了临淄，曹参与他一席倾谈，大为钦佩，还把自己处理政务的正堂让出来给盖公住，以便随时请教。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盖公在教授中强调“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也正是黄老治国理论的核心要旨。曹参治理齐国的要领就是采用黄老的学说，前后相齐9年，史称“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萧何死后，曹参进入朝廷接任丞相，成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政治化的主要参与者。
慎用民力休养生息
黄老之术反对穷奢极欲，提倡“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因而，汉初推崇黄老的几位皇帝都十分俭朴。经济上统治者奉行“欲为省，毋烦民”即与民休息的政策。
休养生息首先体现在税收上，将田租减到十五税下；进而实行量入为出的税收政策，计算国家的行政开支和官吏的俸禄，以确定收税数目。文帝十三年，诏令免除十二年的田租，景帝时又将田租减为三十税一，以后一直按此标准征收。
其次，为了快速发展农业，统治者把“重农抑末”作为发展农业经济的基本国策，强调“以农为本”。汉文帝更是身体力行，亲开籍田，大力奖励农业生产。但是对待商人，则颁布一系列的禁令，特别是禁止商人兼并农民，这有力地保护了农民及其土地。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再次，提倡节俭，减少徭役。高祖刘邦责备萧何治宫室过度，劳民伤财；汉惠帝修筑长城，分批进行和征调诸侯王、列侯奴隶，而不征民力；汉文帝不治坟墓，不许厚葬。《史记》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节省民力，让百姓安居乐业，佐以仁德教育吏民，对汉初经济恢复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黄老思想在政治上还提倡刑德兼行、文武并用。汉高祖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为了争取力量，曾分封了9个异性诸侯王。但是大汉帝国甫立，这些诸侯王包括“汉初三杰”之一韩信纷纷拥兵自立，刘邦和吕后果断加以铲除。此外还强迁关东豪族，充实关中，对其加以监督，稳定地方秩序。借鉴秦代严刑峻法造成民众揭竿而起的教训，汉初统治者改弦更张，惠帝废挟书律，高后除三族罪、谣言令；汉文帝正法省刑，宽慈待民，取消连坐法，废除肉刑；景帝两次“减笞刑”。这些政令的施行使广大劳动人民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严刑酷法之苦，顺乎民情，合乎民意。
黄老思想仅瞬间闪耀
黄老之学是哲学思想和治国之术的直接结合，更注重治国的思想理念，而缺乏制度的建构，因此在如何采取具体的措施来维护中央和地方的一致性方面，缺乏现实的政策措施。汉初统治者实行的是“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政策，就使得君主与臣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构成了对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的严重威胁。
汉初中央把相当部分的权力授予各同姓和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甚至“不用汉法”“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以及至高无上的皇权。以至文帝时期发生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叛乱，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图谋与中央分庭抗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汉初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消极后果。
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的指导下，朝廷既不控制盐铁等重要商业资源，也尽量不去影响社会的生产流通，这样就使得豪强集团的财富迅速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西汉第一任丞相萧何就强买民田为子孙置业，地方豪强也巧取豪夺兼并土地，使农业家庭大量破产，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奉行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对吏治的管理也受到“无为”的影响，致使吏治败坏。皇帝、丞相奉行无为，不宜太多过问政事，致使各级官吏大多消极苟安、渎职怠工，官场上贪污受贿盛行。
西汉王朝自建立以来就始终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胁和侵犯，一方面由于西汉初年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有限，再加之于诸侯王地方势力的斗争，无法调动大规模的军队与之对抗；另一方面也由于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汉初的各代皇帝基本都采取对匈奴的妥协政策，用和亲、开放关市和两族首领结盟的方式来缓和匈奴问题。
正是由于黄老之学作为一种统治思想来说，特别是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统治思想来说，存在着许多源自于其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之学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当西汉社会的“休养生息”的阶段性政治目的达到之后，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这便有了后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家思想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