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都是春秋战国时提出来的，那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弱肉强食、诸侯争霸的纷争世界，也是百家争鸣、思想解放、诸子挟术、纵横捭阖的风云时代。
先秦儒家系统提出“以德治国”方略，施仁政、重教化、讲伦理，对于大治之世很有必要，而当时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优先考虑的是富国强兵，壮大实力，以求保家卫国，进而角逐天下。儒家的那一套治国办法太迂阔了，起码是远水不解近渴。因而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生前都备受冷落。
相比之下，法家那一套政治主张当时要风光得多。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以刑去刑，厚赏重罚，立竿见影，成效显著，所以备受各国统治者青睐。最典型的就是秦国靠起用法家人物商鞅做丞相，变法图强，迅速实现了富国强兵，从一个地处西北被中原人视为不开化的戎狄之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最终用武力实现了统一。
变法真正图强
法家是在诸子百家中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已经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瓦解了周王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
战国初期魏文侯礼贤下士，招揽了李悝、吴起、西门豹、子夏等大批人才，李悝开各国变法之先河。李悝变法，在经济上“废沟恤”，以“尽地力之教”，废除井田制，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政治上提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即废除世袭贵族，奖励军功，重农重战，实行法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魏国大力提拔和重用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用新的封建官僚制度代替旧的世卿世禄制度，这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一大变革。
李悝是孔丘门徒子夏的学生，由儒家转为法家。他最大功绩就是在整理春秋以来各诸侯国颁布的成文法基础上，编撰了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其主要内容是惩办盗贼，以保护地主阶级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一断于法”，打破“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体现法家“重刑轻罪”的思想。后来《秦律》《汉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补充而成的。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首先整顿吏治，帮助韩昭侯收回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其次，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再次，极力支持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使“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 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血染变法之路
吴起变法是在战国初年楚悼王当政时。
楚国曾经很强大，由于政治腐败，至楚悼王时国力萎靡不振。吴起认为楚国积弱的原因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他率先废除旧贵族世官特权，把旧贵族及所属迁到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区。其次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精简政府机构，重用贤能，禁止官员之间私下请托。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家效力。
吴起早年在鲁、魏都以军功见长，他在楚国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但变法触及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打吴起。吴起被箭射杀，死后尸身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
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秦国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商鞅变法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鞅相秦期间，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死后，太子秦惠王立，与商鞅有仇的公子虔之徒告商鞅有谋反企图，商鞅终遭惠王车裂，灭其族。
立法一言九鼎
法家是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吴起靠诚实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维护了自己的道德形象。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不以“恶”“善”的标准判断人性，强调人性“趋利避害”，人的关系由利害相连接，因此法家从利益出发处理社会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以法治国”的基本思路在于统治者实现管理控制必须掌握赏与罚“二柄”。 统治者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地告诉老百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对在法的框架内去做且做得好的给予重奖，对不听招呼、犯上作乱的加以严惩。而且仅靠一般的赏罚还不够，要厚赏重罚，才能增强控制效果。
奉行法家路线的秦国，其刑法就非常严厉，老百姓偶有小过，包括偷一两茶叶，就要被治罪，动不动就施以肉刑，包括黥（脸上刺字）、劓（割去鼻子）、刖（砍去脚）、宫（除去生殖器）等刑。当时有人形容，官府割下来的鼻子可以成一堆，砍下来的脚要用车拉，以至市面上“履贱踊贵”，即鞋卖得便宜，假肢卖得很贵。罪再重一些的就要被处死、处以极刑，诸如五马分尸、凌迟、剥皮、抽肋、点天灯等。法家认为，这些刑罚看上去很残酷，实际上对老百姓还是有利的。因为面对酷刑，一般人会产生畏惧，轻易不敢犯罪了。这叫做“以刑去刑”“以杀去杀”。
法家不仅主张厚赏重罚，而且强调信赏必罚。统治者只有做到了“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才能使老百姓打消侥幸心理，不折不扣地依法办事。为了表明执法如山的决心，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曾将刑书条文铸到青铜鼎上，公之于众。并且宣布，无论是谁，犯了法都要按鼎上铸着的刑书去处理。这就是著名的铸刑鼎，法家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儒家把“仁义道德”视之为力量的源泉，提出“得道者得天下”的著名命题。法家认为“德”不能独立存在，没有力量，德从何而生？商鞅在《商君书·靳令》篇说：“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有了力量才有可能“能述仁义于天下”。不强则亡，这是竞争的法则，变法就是图强。
法家主张国家至上，而代表国家的是君、皇帝或其他称号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立法权掌握在君主(国家)手里，臣下不得行使，从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统治者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因此法家以法治国的“权、势、术”， 即所谓的“帝王之学”“君臣南面之术”，将统治者明显地摆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教他们如何利用民众趋利避害的心理，如何玩弄各种权术，以达到巩固统治、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目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占了上风。秦始皇刚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特别是秦王朝后期，统治者横征暴敛，苛刑峻法，天怨人怒。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大汉帝国统治者开始重新思考“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逐渐认识到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真正价值。正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治国经验的深入思考，汉武帝采用了大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也不是孔子、孟子原来意义的“儒”，是官方根据自己的需要解释的“儒”。从此，儒家思想包括“以德治国”的方略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在中国被倡导、实行了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