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目标。
大同是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指称。《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理想描述，寄托着千百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因而也就成为政治家们经常宣扬的政治主张。
春秋战国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派政治人物虽然都讲大同，可对如何实现天下大同却各有各的看法。儒家自春秋起由孔子创立，孔子身体力行“以德治国”， 对实现天下大同梦寐求之。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的孟子学说，其中“仁政”学说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历史上将他们定为儒家主流，称之为“孔孟之道”。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乱世的政治理想光芒无限
孟子本为“鲁国三桓”之后，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三岁丧父，母亲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母亲对他管束甚严，“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之门人，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他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混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学术、思想界“百家争鸣”也更加活跃。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他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是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
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之间的吞并战争日益激烈，为了求得生存，乃至建立霸业，各国君主不约而同地崇尚武力而不体恤百姓。孟子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想。
先秦儒家“以德治国”方略的完整思路就是：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本人要有德，能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成为道德楷模。实行仁政爱民政策，通过加强教化，尚贤任能，使广大民众接受正统的价值观念，自觉地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去做，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目标。孔子倡言“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孟子说得更明白：“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都强调统治者首先就必须关心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为他们办好事、实事。
概括讲，孟子的治国理政也就是仁政体现在四个方面：“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
民心向背关乎天下得失
根据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攻伐不已的纷乱局面，孟子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的政治管理程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主在最后。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民心的向背，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治国理政建立在“民”的基础之上。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在孟子看来，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因此，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爱民，即统治者要讲道德，施仁政，惠民，利民，富民，保民，以民为本，爱民如子，想方设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自然就会听话，国家政权也就稳定了。仁政的含义十分丰富，其中心思想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意思是说，统治者要尽量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老百姓想要的，就想办法使他们得到，老百姓厌恶的，就绝不强加给他们。
倡导“节用而爱人”
围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从王道、霸道两方面加以引申。孟子说，高明的统治者应该以德感人，以理服人，即用道德感化和说服教育的办法，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思想道德素质，使其晓明大义，心甘情愿地按统治者的要求去做，这叫做王道。与之相对应的是霸道，即以力服人，以势压人，靠强权逼迫老百姓听话。统治者行霸道，虽然一时也能收到成效，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遇风吹草动，矛盾就会重新暴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大国，农为天下之大，农业也是一国之本，与农业一脉相承的就是各种赋税。赋税在专制王朝的统治中，是农民最为沉重的负担。面对沉重赋税给农民带来的重负，孟子主张在百姓具有自己产业的基础上能够因为统治者平均赋税的政策而获得实际的利益。他呼吁要薄税敛，统治者的生活就不能太奢侈，应该清心寡欲，“节用而爱人”。儒家特别反对统治者为满足个人私欲而横征暴敛，认为那样与“率兽食人”无异。
当然，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刑罚，儒家也承认这一点，孟子强调不能搞严刑峻法，不能滥杀无辜，株连九族，统治者要施仁政，不要施暴政、苛政，因为孔子曾浩叹“苛政猛于虎也”。儒家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
纵观中国历史，儒、法两家都积极作用于现实政治，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儒家主张施行政治教化，而法家推崇严刑峻法。孔子认为民众皆有礼义廉耻之心，通过道德和礼教管理民众，民心所向，才是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而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去掉残暴与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而是倾向于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其“重法”是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减少犯罪、进行教化的一种手段：“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荀子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拢。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治民的问题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理想遭遇残酷的现实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系统地提出“以德治国”方略时，正值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诸侯争霸，不可开交。身处弱肉强食、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各诸候国的统治者优先考虑的问题必然是富国强兵，壮大实力，以求保家卫国，进而角逐天下。所以，对他们来说，儒家施仁政、重教化、讲伦理的那一套治国办法好是好，没法解决燃眉之急，现实生存很重要。因而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在当时都备受冷落。
孔子一生就很不得志，他虽然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德高望重，颇有人缘，却一直不为当权者赏识。只是在鲁国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司寇。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毛遂自荐，以求一逞，前后达十几年，跑了许多国家，可结果是处处碰壁，一无所获，有好几次还险遭不测。孟子比孔子也好不了多少。他虽然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但是找不到“买主”。孟子辩才天下第一，阐述自己政治主张口若悬河，声情并茂，颇有感染力和煽动性，往往能当场打动一些当权者。可打动归打动，真正起用他，按他的政治主张治国理政的寥寥。所以，终其一生，孟子在政治上毫无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