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檀弓下》记载的“苛政猛于虎”广为流传。
孔子和弟子路过泰山时，遇到一名身世凄惨的妇女，当地虎患严重，可就是因为有苛刻的暴政，所以她和亲人宁愿一直住在这里，以至于后来竟有多人被老虎咬死，只剩下她一人对着坟墓哭泣。孔子喟叹“苛政猛于虎”，统治者的暴政比吃人的老虎更加可怕！
孔子所处的东周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孔子在他所生长的社会条件所能达到的水平上，终生倡导以仁政德治为根本，以体现仁道的小康、大同为政治理想，崇尚文德，贬抑暴力，设计了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以德治国”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孔子并不神秘
其实孔子一生活得并不滋润。
孔子博学好礼，关心政治，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臂力过人，酒量超凡。他关注天下大事，积极求仕，但是没有发挥才干的机会。当时鲁国国君大权旁落，鲁桓公的三个孙子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号称“三桓”，实际掌握鲁国政权，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国君和三桓之间矛盾很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很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结果被三桓联合打败，鲁昭公不得已逃到齐国。齐景公出兵攻占鲁国的郓城，安置鲁昭公。36岁的孔子也到了齐国，齐景公请教如何治国理政，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赏识他的才能，想委以重任，遭到方方面面的阻挠，甚而有人想害死他。孔子只好回到鲁国，聚徒讲学。
齐国没有帮助鲁昭公夺取政权，鲁昭公又逃到晋国，也没得到支持，最后客死异乡。季孙氏立鲁昭公的弟弟为君，就是鲁定公。三桓之一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作乱，专权鲁政，还想杀尽三桓，鲁定公在晋国帮助下，赶走阳虎，夺回政权。孔子有机会被委任为中都宰，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后又升任大司寇、代理国相。孔子执政时，将扰乱政事的少正卯杀掉，以严肃法纪，因而名动一时。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齐国和鲁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文功武备”，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利用弟子仲由担任季孙氏宰的机会，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就是毁掉三桓私邑之城，即季孙氏之费、叔孙氏之郈、孟孙氏之成。希望能够削减三桓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季孙氏之费，然而围攻孟孙氏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备感威胁，定下诡计，赠送鲁定公美女良马，从而让鲁国国君沉溺酒色。于是孔子与鲁公、季桓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产生分歧，以此挤走道德至圣的孔子。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国君的礼遇，但由于孔子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急功近利的“霸道”不相符合，历经十四载不得重用。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任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终年73岁。
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中记录孔子对周公的圣赞，周公明明德治世，得民心，以至善追求其心，何其伟大。
孔子提出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是在西周“敬德保民”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中得来的。“敬德保民”思想在西周初已十分强调，周初的统治者总结商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商纣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敬天爱民，他们用“有德”和“失德”来解释自己获得“天命”、殷人失去“天命”的原因。但后来统治者失德违礼的现象日趋严重。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子杀父、臣杀君、兄弟相残、权臣僭越，加之国人暴动、列国兼并、夷狄交侵，礼制的大厦摇摇欲坠。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礼为形式的完整的道德规范，把修身和治国统一起来，提出了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
他希望社会按照以仁为内容、礼为形式的轨道运行。孔子坚持开明的贵族政治，一方面极力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特权，另一方面又照顾到人民的利益。他要改变社会现状，但不愿去进行周武王那样的革命，而是希望统治阶级“为政以德”和对被统治者“道之以德”来统治国家。这就是要求以德治国，这是孔子仁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特征。
孔子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括：国家一切官吏都必须是“有道德”的人；统治者对“道德”必须身体力行；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强调充分运用道德激励和道德感化的方法。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认为，统治者以道德治国，民众就会像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地拱卫他们。孔子在春秋这个暴政、苛政时代呼吁要以仁德治国。孔子认为，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归根到底是道德问题。人们心中丧失了道德观念，行动上就必然越出礼的堤防，从而造成天下大乱。为解决这些问题，孔子通过“上说”和“下教”结合，授仁入礼，宣传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
鲁国的执政季康子向孔子求教从政治国之道，孔子回答得十分精彩：“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意即“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端正了，谁还敢不端正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即当权者本身品行端正，即使不下命令，百姓也会执行；当权者本身行为不正，即使下命令，百姓也不会服从。“苟其正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意即假使让自己的品行端正了，那么处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假使不能让自己的品行端正，那又怎能使别人品行端正呢？
“克己复礼”是孔子对统治阶级的“上说”。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只有克制生活上的侈靡、政治上的僭越，才能恢复到礼乐有序、天下有道的局面。克己复礼主要是对统治者说的，要求其提高遵周礼、行仁政的道德自觉性。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主张德治，也强调法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孔子对庶民阶层的“下教”。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会知道羞耻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孔子特别强调实行德治对社会风气的影响，认为只要长期坚持德教为先，明德慎罚，定能改变社会风气，减少各种犯罪及民事纠纷，从而实现“以德去刑”“以德息讼”。孔子对此深信不疑，很有决心，曾说过：“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服残去杀矣。”又说：“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后人尊崇孔子就是“以德去刑”“以德息讼”的典型。传说鲁国的人听说孔子将任大司寇，所有坏人都感到畏惧，不敢继续干坏事了，有的干脆逃到别的国家去了。这就是德治的效果。
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
《左传·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孔子特别反感，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把“德”“礼”与“政”“刑”明确地对立起来，会导致两种结果：只强调政、刑，单纯地把庶民置于残暴奴役之下，必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而强调“德”“礼”，承认庶民也和贵族一样，是能够“知耻”的人，只要统治者以自身的德行去“示范”，被统治者就会像草随风似的跟上来。而“齐之以礼”则是使庶民产生羞耻之心的条件，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做法，把原来作为贵族专利品的“礼”推广到群众之中，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礼的规范之中，以道德礼仪上的平等，冲淡和掩饰阶级地位上的不平等。从“民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也就是使被统治者从单纯“不敢”违礼犯上，到不愿违礼犯上，变强制性的约束为内在的心理自觉，这当然是十分高明的统治办法。
这是孔子在治国治民方面的一个大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