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这段话出自管仲《管子·治国第四十八》。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富裕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难以统治。因为百姓富裕就能安心在家乡生活，害怕犯法，敬畏官方害怕犯罪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不安心生活，往往铤而走险冒犯官吏违犯法令，这就难以统治了。所以国家长治久安则百姓富足，国家动乱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太平无事的国家，百姓长久富裕，动乱多事的国家，百姓长久贫穷。这两个方面对比鲜明，得出善于治理国家“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的道理。
四维：礼、义、廉、耻
管仲名夷吾，谥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中国历史上，管仲被称为“春秋第一相”，也是后代从政所效仿的楷模。诸葛亮曾经以管仲、乐毅(战国后期杰出军事家)为榜样。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依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礼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古代以农为主，工商业不甚发达，由此导致古代法律规范体系是诸法合体，刑重民轻。调整社会、治理国家，无外乎两种主要手段，即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两者兼用，以后者为主。自西周以来，用礼调整社会成员的身份、财产、继承等重要民事关系。中国古代的“法”有多种含义，但常用是指刑，尤今之刑法、刑罚。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刑被礼所包容，刑即礼的一部分。礼不仅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具有法律意义，人们的行为违礼即被视为触刑。管仲辅佐齐君，非常强调礼治的重要性。
《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什么是四维？礼、义、廉、耻，管子强调“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涉及国家纲纪问题，作为统治者，时刻要关注四维的动态，采取对应的矫正措施，价值观念的偏失一旦累积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济于事。价值观念一旦出了问题，国家就会倾危覆亡。
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了富民与强国的关系。齐国本来就是大国，《史记》说姜太公治国原则就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管仲继承了这一传统，“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国语·齐语》)。民富了才能国强，物质丰富了才有精神文明，管仲由此把各种管理措施建立在民与国的利益一致性上。
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 故曰法
《管子》第四十五篇《任法》集中阐述管仲依法治国的思想。
“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
用现代汉语表述，就是所谓仁义礼乐，都是从法里产生的。这法是先圣用来统一人民行动的。《周书》上说，国法废弛不统一，国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国家擅改已立的法度来管理人民，不祥；大臣们不用礼节和法制来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国事的人脱离法度办事，不祥。所以说法是不可不永远坚持的，它是存亡治乱的根源，是圣明君主用来作为天下最高标准的。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有人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依法治国的人，此言不虚。
《管子·任法》篇还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有创制法度的，有执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创制法度的是君主，执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国家从而大治。《管子·明法》篇：“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 说的就是治国不能靠单个个人，必须要以法律为尺度，不拿感情行事，不以个人好恶做事。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之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梁启超认为法治思想的起源在中国的法家。
管仲作为春秋时期开明革新人士的主要代表，在法律思想方面主张“天道”与法律相结合，统治天下要靠法，靠臣民支持，靠权，靠兵。君主是法的制定者，是唯一的生成者，同时君主也必须带头遵守法律，万不能置于法律之上。他辅助齐桓公改革旧礼与创立新法并举以法统政、礼法并用，以法律手段推行军事、行政以及商业政策，促进富国强兵。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
齐国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最终成就春秋霸业。
慎用六柄：生、杀、贫、富、贵、贱
管仲的历史成就及影响，不单单因为其个人，围绕管仲周围有一批学者。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
这个学派以发挥和发展管仲治国理论为旨归，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力量最强大的学术派别。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
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体系完备，博大精深，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并初步形成体系的经济思想，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管仲奠定的强国富民逻辑基础，使得后来的诸子百家各派思想，不管其观点上有多大差别，大多都吸取了这一观点。即便是不大看重物质的儒家，也同管仲的观点类似。
孔子把治国顺序列为“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根本反对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之事的孟子，却特别强调恒产和恒心的关系，也在那里精心设计“制民之产”的井田模型，强调富民之后才能“驱而之善”。
而后来的法家却与管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相背离。商鞅主张把民与国对立起来，认为民强则国弱，民富则国贫。
他赤裸裸地说，民低贱则重爵禄，民孱弱则尊官吏，民贫穷则重奖赏。以刑罚治民，小民易被驱使；以赏赐治民，则民敢于牺牲。注重了饥饿对民众的驱动力。
究其缘由，管仲的礼法并用，是顺应民意，谋求国家仓廪实与民众衣食足的统一，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国与民的利益一致基础上；而商鞅的逻辑，是国家掌握资源与生活资料以驱动民众为国尽力，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国与民的利益对立基础上。
所以商鞅变法推行弱民强国的畸形战略，如禁止粮食买卖、垄断山林湖泽、实行户口管制、强化徭役税赋等等。这些政策实行的初衷，无一不是通过盘剥民众而充盈国库。
先秦法家主要划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管仲在《任法》中说过，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生、杀、贫、富、贵、贱六种权柄，要占据四个领域，即文治、武事、刑威、施德。管仲更多地强调要“慎用六柄”。后来法家主张以国改造社会的管制理论，十分热衷于赏罚二柄，导致刑罚惨酷，怨气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