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是许多人知道的道理，可我有时在想，良药何必要“苦口”，忠言何必要“逆耳”呢？

　　我不由得想起了春秋时代晏子巧谏的故事。齐景公将自己心爱的一匹马交给一人饲养，这个人却把马杀了，齐景公大怒，下令肢解养马人，凡求情者与养马人同罪。晏子见状对齐景公说：“待我先将他的罪状列举出来，好让他死得心服口服。”齐景公点头同意，晏子对养马人说：“你有三条死罪：你为大王养马而杀马，死罪一；你让大王因马而杀人，死罪二；你让大王因马杀人的恶名传遍天下，死罪三。”齐景公闻言一惊，当即赦免了养马人。晏子故意历数养马人的罪状，实际上是对齐景公进行忠告的策略，不仅严厉地指出了齐景公滥用刑罚会导致的恶果，而且为齐景公改错自省留足了面子。

　　可现实中，有人认为只要自己的初衷是好的，言语上的刺耳、违逆或许无关紧要。其实不然，尽忠言固然要看初衷，同时也要看实践、看效果。

　　魏征以敢于直谏著称，有一次当着满朝文武，他为某事与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回到内宫仍愤懑难平，见了长孙皇后咆哮不已：“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幸亏长孙皇后是位“贤内助”，面对暴怒的皇帝，赶忙回到内室换上朝服，向唐太宗下拜说：“君明则臣直，我要祝贺陛下啊。”长孙皇后采取迂回办法，给唐太宗留面子、长面子，让魏征化险为夷。可见，如果认为只要是忠言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计后果，即使是“以人为镜”的明君唐太宗也要起杀心的。

　　还有人认为，既然是忠言，带着“辣味”才能醍醐灌顶。可我要说，即便是带着“辣味”的忠言，亦应如曾国藩所言：“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由此我想，忠言有时就像宝石一样，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砸到别人的脸上，很有可能造成伤害与反弹。反过来，如果加上精美的“包装”，诚心诚意地奉上，对方欣然接受的几率更高，这亦是一门艺术、一种技巧。